欧洲杯直播百亿美元分子

　　2023年12月上旬，太平洋暖流汇聚旧金山湾区，让这里的冬天不会像同纬度其他城市那么冷。这里聚集着世人耳熟能详的互联网科技企业，但更时髦的标签是全球生物制药高地。每天都在发生的无数起商业交易，让会计师和法务人才云集此地。此时，当地一家全球著名律师事务所科律（CooleyLLP），迎来了中国商人朱义率领的谈判团队。

　　朱义来自多雾的成都，此刻却无闲暇享受加州的阳光。他要主导一场潜在价值超过84亿美元交易的谈判，对手方是百时美施贵宝（下称“BMS”）。这家美国制药巨人之前已经两次提高报价，并接受了朱义的附加条件——这不是个一锤子买卖，双方仍将共享交易标的未来投向市场产生的收益。

　　在年轻的中国生物医药界，60岁的朱义和他的公司百利天恒（688506.SH）都名不见经传。此后的几天里，这个留着整齐小胡子男人的决定，将创造中国医药市场纪录——如果他愿意的话。

　　在经历了始于十年前的一系列医药创新改革后，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如雨后春笋般疯长，并在肿瘤、心血管等重大药物研发前沿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甚至在个别领域实现了领先。恒瑞医药（600276.SH）、百济神州（688235.SH）等新老明星药企的实验室纷纷发现了价值不菲的药物分子。

　　国外大型制药公司不会错过这一切。他们依靠在全球范围内研发或者收购新的药物分子，以保证在战胜人类疾病的马拉松比赛中不掉队。中国不仅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现在也创造了为数可观的高效分子。据医药魔方数据，2023年中国发生近70起创新药license-out（对外授权）事件，已披露的交易总金额超过350亿美元，超过医药类上市公司IPO总量。

　　但没有一款中国的药物分子被估出84亿美元这样的价格并附加共享未来收益的交易条件。BMS的第一轮报价就已经创造了历史，但是朱义没有点头，也坚持不做买断易，他相信那个分子的价值。

　　在浩瀚的分子世界里，选中能发挥效力、并最终长成重磅药物的那个分子，是制药界的终极目的。人们用“10年10亿美元”来形容做成一个原创新药需要付出的成本。对于致力于研发出First-in-class（同类第一）分子的人来说，除了时间和资金外，还要面对更大的未知。因为缺乏对标，研发每向前一步，试错成本都在叠加。为了分散风险，研发者不得不从不同路径开发出一个又一个分子，在不同的阶段逐个试验、比对、排除。即便如此，顶尖医药巨头有时也会在耗时十数年、耗资百亿美元后，一无所获。

　　朱义很幸运，他找到了 BL-B01D1。这个抗体偶联（ADC）分子由西雅图免疫公司（Systlmmune）的实验室研发。这个实验室是百利天恒于2014年在美国设立的，朱义将百利天恒产生的绝大多数自由现金流都用在ADC等创新药物的研发中。

　　ADC药物是近几年癌症治疗的明星品类，这类药物分子对癌细胞有出众的杀伤力，但其巨大的毒性令很多公司望而却步。朱义不仅选择了这个前沿技术路线，而且还把主攻方向放在了难度更大的双抗ADC、多抗GNC（多特抗体平台）。十年后，这个看似疯狂的举动，最终带来成果。

　　2023年6月初，中山大学肿瘤研究专家张力带着BL-B01D1的临床数据，来到久富盛名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的年会现场。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位医学精英们，他公布了BL-B01D1的人体临床I期研究数据：在可进行疗效评估的139例患者中，中位随访4.1个月时，整体客观缓解率（ORR）为45.3%，其中EGFR突变型NSCLC的ORR达到63.2%、EGFR野生型NSCLC患者的ORR为44.9%、NPC患者的ORR为53.6%。

　　ASCO大会DevelopmentalThera－peuticssession（发展性治疗学会议）的主席KoheiShitara在会议总结时，将BL-B01D1与其他ADC药物进行了对比，他得出的结论是：在经过标准治疗后，疾病进展的非小细胞肺癌、乳腺癌患者中，BL-B01D1表现出具有开发前景的抗肿瘤活性。而就在非小细胞肺癌上的表现而言，BL-B01D1的数据是全球最佳，是First-in-class的Newconceptbispecific（新型双抗）ADC。

　　行业人士通常会避免用笼统的“全球首个”“世界领先”来定义试验中的药物分子，BL-B01D1也是一款尚处于III期临床试验阶段的分子，能否成为真正的重磅药物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是，BL-B01D1已披露数据的表现，确实引来了高度的关注。会议期间，很多美国著名的临床试验研究者（PI）表达了希望参与美国临床试验的意愿。更加敏锐的是商业机构，包括BMS在内的8家全球制药巨头在会议期间表达了合作意向。此后半年，全球前20的制药公司都和西雅图免疫谈过至少一遍。

　　BMS在芝加哥和上海进行了两轮谈判并派出了一支8人小组前往百利天恒位于成都温江的多个工厂调研了一周，此后BMS成为了角逐BL-B01D1候选人中暂时的领先者。

　　即便对身经百战的BMS而言，这也是一桩不容有失的授权交易，公司董事会要求负责谈判的商务拓展（BD）和律师团队，每隔一至两小时就汇报一次进程，以便随时掌握谈判细节和进展。在谈判室旁边的房间，西雅图免疫的BD、律师和高管们，在朱义的带领下与对手反复沟通。双方在所有的重要条款上锱铢必较。

　　谈判接近尾声，一家潜在交易对手发来邮件，希望有机会推进谈判，朱义没有回复。另一家潜在交易对手则直接打来了电话，报出了比BMS更高的价格，被朱义明确回绝了。在他心目中交易结构的附加价值、交易量级以及未来合作伙伴同样重要：他的目标不仅是为老牌跨国药企们提供有医疗潜力的分子，更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在早期研究、药物开发和商业落地的所有环节都具备统治力。

　　临床数据很好，但一家以仿制药起家的中国公司提出这样的商务要求，一度让谈判桌前的巨头们匪夷所思。最有力的竞争者们纷纷开价的消息不胫而走，BMS最终接受了共享未来收益的交易结构，并开出了84亿美元的价码，BMS的董事会认为这将令百利天恒“无法拒绝”。

　　事实上，朱义仍然在犹豫。百利天恒的董事、美国最大的生物医药风司奥博资本（OrbiMed）的全球合伙人DavidWang对他说，这个价格在全球范围内也是破纪录级，再不同意实在说不过去了。

　　在持续几天只休息几小时的高强度谈判后，双方又整整拉锯了36个小时。最后一天的关键时间段，双方谈判的主要律师和现场负责人站在过道上谈了数个小时，后来有人索性坐在了地上。

　　双方在旧金山时间12月11日早上九点多签订了合同。几个小时后，全世界都知道了。消息传到中国后，朱义和百利天恒仿佛一夜间走红。在由北京和上海企业家主导的中国创新药俱乐部里，很少有人认识这个四川仿制药老板。现在，他们都不得不面对BL-B01D1的价值。考虑到中国创新药正处在十年浪潮的低谷，这种价值更为醒目。

　　在全球健康市场，专利药的经济与社会价值非常突出，同时具有很高的技术和资本门槛，长期以来被欧美跨国公司所垄断。跨国药企通过创新药物的专利享受了丰厚的收益后，才开放给其他国家的企业仿制。中国领导人从2008年开始，就明确要推动中国从仿制药大国向专利药大国转变，并在2015年任命富有改革精神的官员毕井泉，主导中国药物审批制度的革新。

　　此后，一系列鼓励药物创新研发的审批和金融政策在中国得以施行，吸引了大量生物医药科学家创业，万亿级的社会资本也投入到新药研发中。近十年，中国批准上市新药451个品种，其中本土企业研发上市的创新药占37%。中国批准上市新药占到全球14%，在研新药项目占全球33%，基本形成了规模仅次于美国的创新药系统。

　　2023年，中国创新药遭遇了医疗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挑战。除了外部资金环境的影响外，致力于降低民众看病负担的医保目录制度，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新药上市的价格，而医院引入新药时又会设置一轮复杂的审批流程。这些沉重打击了全球市场定价、需要市场反哺的创新药。中国健康产业融资额在2023年缩减到2021年高峰期的13%。

　　令中国创新药界欣慰的是，中国企业将新药开发的海外权益卖给跨国药企（Lisence-out）的授权合同金额在2023年超过了350亿美元，出海的新药数量超过了引入的新药（Lisence-in）。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国内定价机制的影响。

　　朱义并没有像绝大多数同行一样尽数出售创新药物分子的海外权益，却摘取了他们中最高的交易额。两个月后，朱义得知其实当时BMS的出价还可以更高。不过很快，对方8亿美金的首付款就到账了。

　　2019年3月，日本药企第一三共（4568.TYO）与美国公司阿斯利康（AZN.US）就共同开发和商业推广DS-8201分子达成一项价值69亿美元的合作。这是当时单款ADC药物卖出的最高价。朱义参考了那次合作，他认为BL-B01D1比DS-8201的市场潜力更大，理应争取到更好的交易条件。

　　BL-B01D1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EGFR×HER3双抗ADC。目前，该药治疗末线鼻咽癌、二线食管鳞癌已在中国进入III期临床阶段并已完成首例入组，治疗EGFR野生型非小细胞肺癌、EGFRmut非小细胞肺癌、HR+HER2-乳腺癌、三阴乳腺癌已进入III期临床研究阶段，治疗小细胞肺癌正在向III期临床研究推进。

　　在BL-B01D1展现出优异数据的EGFR靶点上，很多国内外团队曾展开过尝试。由于这一靶点具有的特殊机制，药物的疗效难以实现，而副作用却很难避免。包括曾研制出“药王”修美乐的艾伯维（ABBV.US）在内，绝大多数研发以失败告终。迄今全球仅有一款针对EGFR靶点的ADC药物，即2020年上市的ASP-1929。不过，这个分子目前只在日本获批用于头颈癌，被业内认为只能算“半个药”。

　　百利天恒涉水创新药时技术基础薄弱，ADC路线的前景也更加不明。最初两年，百利天恒在上海尝试开发过几款药物，最终都失败了。做ADC药物所需的抗体、毒素和偶联技术平台，公司也一个都没有。

　　朱义看到了不一样的前景。在经过一年的考察之后，他于2014年在美国成立了西雅图免疫。当时正值美国生物医药的寒冬，几乎所有大药企都在裁员。仅仅在西雅图，安进（AMGN.US）就裁掉了上千名研发人员，BMS也裁掉了数百人，市场上突然出现了几千名科学家的简历。只用半年时间，朱义就找齐了掌握抗体发现、抗体工程、评估等核心技术的科学家。他迫不及待地向美国科学家们下达指令，公司的目标是做双抗及双抗ADC药物研发。得到的回应是：单抗ADC毒性问题都没有解决，为什么要做双抗？当他在2015年宣布要做四特异性抗体时，科学家们又提出，这至少需要匹配一个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团队。

　　相比于单抗，双抗和多抗平台上的ADC分子结构复杂程度更高，在药效上也具有更多功能。科学家评估分子的过程，就好比研究一个机器，需要把机器里的每一个部分拆开，对比研究不同部分的功能和状态。从研究结构简单的分子到复杂的分子，难度的提升是指数级的。比如，多抗平台的分子有四个不同的靶点，这些靶点有数十甚至数百种不同的组合方式。有时候要真正搞明白不同的组合表现出的不同特征，不能单纯从数学的角度去排列组合，还需要找到更深层的原因。

　　科学家们认为朱义不是科学家，甚至不算是研发人员，而是一个夹着钱包的商人，一个异想天开的老板。在各种场合，科学家们用过去的例子与老板争论，末尾他们会礼貌地留下一句话：“你的想法很好，但是个joke（玩笑）。”

　　朱义在生物科学领域的最高学位是复旦大学生物学硕士，以学术经历评价，他委实算不上一流学者。在当时的技术路线下，科学家们的意见是对的。但是朱义要走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他意识到能让科学家们信服的唯一方法，就是用科学试验本身。于是他停止争论，把西雅图免疫的资源一分为二，一部分由科学家们主导，另一半按照自己思路去组织研究。

　　朱义的科学观点并非无人响应。曾在美国最大的癌症医疗中心M.D.安德森工作过相当长时间的Jahan，当时就认为双抗和多抗是两个非常具有前瞻性和潜力的平台。他与很多同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实验室专家更习惯于攻克已经被论证过的靶点，这样会提高发现合适分子的几率，但Jahan对临床端有足够经验，认为通过临床试验去验证新靶点的药物是可行的。

　　2018年，Jahan加入西雅图免疫。他对朱义当时的面试印象深刻：朱义总是能从最基础的工作原理出发，一步步延伸向这个领域最前沿的技术，他没有很好的论文，但是良好的科学训练让他拥有有效的方法论，能够在一线学习前沿知识并解决实际问题。

　　在研发中，朱义获得越来越多科学家的信服，这很大程度得益于他对数据敏感，甚至是信仰。他会在第一时间查看试验数据，并且能够在与试验者详细讨论后，得出准确和更超前的判断。BL-B01D1进入临床后每一个患者的数据，他都看过。2022年6月，BL-B01D1剂量爬坡开始后，第一个好的数据出现了。此后3个月中，随着数据不断累积，朱义心中渐渐有了底，他知道BL-B01D1最终会给业界一个惊喜。

　　2022年9月，在张力的主持下，BL-B01D1开展临床试验。一个月内五十多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其中三十多个病人顺利入组。ADC的药毒性在业界是有广泛认知的，而这也是药物临床试验最大的挑战之一，但很快BL-B01D1的治疗效果就在癌症患者群里传开，一时间，患者排着队希望入组，张力团队每每要关闭入组时，又不得不接收新的患者。

　　1963年出生的朱义在四川内江的工厂里长大。母亲是一位厂医。父亲是个孤儿，上过一年小学和一年中学，曾加入空军地勤部队，转业后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0年，17岁的朱义以内江最好高中的状元身份进入四川大学。在父亲的建议下，朱义选了无线电专业。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父亲希望儿子有一技傍身，即便遇到动荡，哪怕修收音机也能有口饭吃。

　　朱义那代人是读着陈景润、爱因斯坦的故事长大的，他的理想是做科学家。1984年，朱义进入复旦大学，攻读生物物理硕士。1987年，他被分配到华西医科大学微生物免疫教研室当老师。当时，华西医科大学科研条件很差，生活一眼望得到头。朱义不希望做跟随式的研发，于是在1990年代初期“下海”进入四川科委下属的一家医药公司负责研发。

　　从医药公司离开后，朱义远走他乡打工，做过外贸，还干过房地产——他带着300块钱在广西北海赚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随后他选择回到成都温江创办百利药业（2006年后更名为百利天恒），重返制药界。

　　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的初期，电视上，一位专家分析非典的病原体应该是支原体，可用红霉素类药物治疗。受过病毒学训练的朱义觉得不对劲，他判断非典病原体大概率是病毒而非支原体感染。百利药业正好有一款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颗粒（商品名新博林），他立马大量买入利巴韦林原料药，让工厂24小时加班生产。

　　两周后，香港中文大学鉴定出非典属于病毒感染，利巴韦林成为推荐治疗药物之一。因为提前储备，百利药业成为少数几家能持续供应利巴韦林的厂商之一，且是其中供应量最大的一家，全国各地的商业公司排着队来买药。朱义没有让一个商业公司经理空手离去，这一年，新博林销售额破亿，朱义也结识了全国的经销伙伴。疫情过后，朱义被质疑，有关部门还专门来调查：国家允许被列入疫情用药名单的药品涨价15%，但调查结果显示百利药业一分钱都没涨。

　　2009年以后，朱义的医药公司实现了稳步盈利，每年净现金流都稳定在七八千万元。朱义对公司的同事们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药：创新药和其他。未来，其他药物的利润会将薄如刀片。

　　当时中国政府已经正式开启了“重大新药创制”的科技重大专项，围绕针对性地研制一批重大药物、完善国家药物创新体系和加速医药大国向医药强国转型等三大目标开展工作。朱义最初把目光锁定在上海，希望在那里建研发中心。他没想到，来自偏远内陆的百利天恒几乎处于创新鄙视链的最底端。不少上海的科学家会问，我为什么要从跨国公司出来到你这做研发？你懂创新药吗？

　　朱义确实不懂创新药，但在上海和科学家接触、去跨国公司的创新中心参观一番下来，他觉得做创新药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事情。2013年，朱义两赴美国，去一个个生物医药产业聚集区拜访，到一家家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参观。他发现和国内药企动辄数千人规模相比，美国Biotech体量并不大，很多公司只有十几二十个人，他核算了这种团队的运营成本，一年下来大概要1000万美元。

　　朱义：其实是数据本身带来的吸引力。2023年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上，我们汇报了BL-B01D1的数据。在会上，全球排名前二十的跨国药企（MNC）中，就有8家开始和我们谈，BMS是其中之一。交易的量级和模式，我们参照了第一三共与阿斯利康的合作。一开始我们就明确要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不能按照MNC之前在中国低价“扫货”的模式。

　　我提出这个要求，我们美国公司的BD负责人甚至不敢去谈。我说那你按照我的要求把邮件先写了，当面不敢谈，邮件里总可以发出去的。后来我就想亲自去，我英语不好，你来翻译。最后提出来了，许多MNC都很吃惊，因为从来没有中国公司提这个要求。

　　朱义：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比如有一家公司谈判开始就提出，只做Li－cense-out（对外授权），不做Co-Co（合作）。我们也很直接地告诉他们：等我们和其他公司都谈判之后，才会考虑和你谈。

　　和BMS的谈判也是类似。一开始，BMS的人很愿意听我们的产品数据，但一聊交易量级和结构时就没有回应。后来，他们看我们反复强调谈判原则，而且知道有许多家公司都在排队谈判，我想他们应该从那时开始，才知道我们是认真的。

　　朱义：一个是决心，一开始我们就告诉他们这是底线。决心的前提是数据，我们的药物确实是符合他们的发展战略的，值得那么多钱。

　　为什么MNC和日本公司可以这样合作，和中国公司就不能呢？我们的数据一样很好，而且BL-B01D1比第一三共DS-8201的市场潜力更大。

　　经济观察报：ASCO年会上有8家公司对这个分子表露了兴趣，你当时的心情如何？

　　朱义：在ADC历史上，这是全球单分子金额最大的、首付款最多的交易，也是交易结构最好的交易之一。我们找到了一座大金矿。有了金矿后，我们要开发它，但是需要很多钱，就要找合作伙伴一起来开发。BMS是一家伟大的公司，有卓越的领导团队和优秀的执行团队。作为合作伙伴，他们仅仅是获得合作开发权就要付84亿美元，首付8亿美元。把金矿开发出来后，百利天恒还能共享利润。

　　更长远的收益是，在合作过程中，我们的海外开发团队、商业化团队都会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Biophrama（生物制药公司）就这样真正成型。所以，我们的交易模式，与那些发现一座小金矿后一次性卖出所有权益的License-out是不同的。

　　朱义：这个交易发生在2023年底，当时中国Biotech正处于最悲观的阶段，相信会为整个行业生态带来正向激励。国外MNC也会意识到，中国Biotech是能够做真正创新的。在这个交易后，陆续又有新交易发生。至于是不是会被记入或者值不值得被记入中国医药史，历史自有评说。

　　经济观察报：做创新药近十年，在还没有那么好的数据出来时，公司最差的情况是什么？

　　朱义：最初，我们把美国研发团队控制在30人左右，每年花费一千多万美元，这几乎是公司每年能拿出的全部现金。2017年，百利天恒拿到奥博资本一笔2.5亿元的投资，这笔钱放在账上3年都没有使用；2020年，BL-B01D1上临床后，这笔钱在一年内就花完了。

　　2021年，我们开始向银行借钱做临床试验，起来非常艰难，这些钱很快就花完了。

　　朱义：是短贷“风”投。短贷长投至少能拿到东西。风投很可能投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个时候我就是准备好，实在不行从这里（注：百利天恒在成都一间位于10楼的办公室）跳下去。实在不行，就把这个企业卖掉。还有一个可能性，找奥博资本再融资，不过要大幅度降低估值。

　　朱义：知道公司资金链可能会被拉断的人只有一个，就是分管财务的创始人张苏娅。过去，在下血本研发这件事上，张苏娅是劝过我的。自从奥博资本投资我们之后，她已经不劝我了，知道劝我没用，她就只是想方设法去筹钱。

　　我们没有告诉员工，怕增加他们心理压力。所有人都认为公司有的是钱，反正看到公司在呼呼地烧钱。我们一直在扩张临床研究团队，人才市场都在议论，百利天恒有钱，可以往那里去。

　　朱义：一个是为了药物上临床试验做资金准备。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奥博是美国生物医药领域最大的风投，我们需要它身上的号召力。

　　我们当时在美国招科学家面临比较尴尬的情况，每一个科学家看到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企业，都会问我们到底是要做仿制药还是做创新药？但自从奥博资本进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有奥博在，科学家也会觉得资金上没有问题。

　　朱义：2017年他们看到我们在做ADC，觉得有点难以想象。当时有很多海归回到中国做Biotech，而我们却在美国放一个团队做这么前沿的东西，匪夷所思。

　　其实他们最初是把我们当作仿制药企来考察的，当时我们的在全国卖得最好，有很强的竞争力，他们是想助推我们IPO。一开始不是把我们当作创新药企。

　　朱义：2008年，我们收购了一家老牌国有制药企业蜀乐药业。当时这家企业经营很差，严重资不抵债，但是有丙泊酚这个产品。当时这家企业的工人和退休工人大概有七八百人，政府四处招商引资，希望解决矛盾，但很多公司都打退堂鼓。最后，是我们把员工关系和债务全都处理好，完成了这笔非常复杂的收购。

　　通过这次收购，我们拿到了200多个药品批准文号，扩展了产品线，尤其是拿到了丙泊酚这个产品。那时全国有6家有丙泊酚的企业，我们的销量原来是最低的，一年只有几十万支。2012年的销量提高到一千多万支。2015年，我们成了全国销量第一的企业。

　　到2010年，我们的研产销体系已经完整了，净现金流达到了七八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这时，我觉得应该做创新药了。下金蛋的鸡已经养大了，能稳定产蛋了。

　　朱义：2010年，我计划去上海建创新中心，因为外企创新中心在那里比较集中。那时，能够从跨国公司出来的科学家其实不多，而且有一条鄙视链：你从四川来的钱，来上海做创新，我为什么要从跨国公司到你这来？而且他们觉得我们不懂创新药。我们谈了三年都没把团队建起来。

　　我当时确实不懂创新药，但在上海和科学家接触、去跨国公司的创新中心参观下来，我觉得做创新药也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十年前决定要去美国做创新药时，ADC还是一个沉寂的状态，你提出要去做ADC，是基于什么样的判断？

　　朱义：一个是基于对肿瘤疾病本质的理解。肿瘤它会长成一个肿块，这个肿块实际上是功能紊乱或者没有功能的一个组织，就像社会里面有很多坏人，只要他不形成黑社会，公安机关抓他很容易，否则就很麻烦了。

　　肿瘤就像黑社会组织，一般的药都太温柔了，一定要大规模杀伤武器。但是，有个关键难题是，你需要控制它的副作用。这实际上就是个机会，这类药物只要把副作用问题解决，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朱义：我知道会非常不容易，但觉得应该有方法。打个比方，用导弹攻打目标时，一般都有信号干扰，需要解决目标识别的问题，那么有各种处理信号干扰的方法。制导导弹主要是用电磁学的方法，做药可以用别的方法。

　　朱义：2014年正值美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寒冬，要不是寒冬我招不到人。安进在西雅图有一千多个科学家，BMS在西雅图有六百多个科学家，还有其他药企的科研人员，陆陆续续有两三千个科学家需要找工作，这给了我们机会。而且西雅图的Biotech公司其实不多，风投对生物医药领域也不是那么热衷。所以我们半年就把人招齐了。

　　在B细胞抗体发现平台建设上，我们招到了当时在北美地区做B细胞抗体发现最早的那一批科学家中最好的一个。这个人为什么会找工作呢？就是他毛病怪。他最早是在一个小公司的合伙人，公司做起来后因为毛病多被“踢”出来了，之后又去了一家大公司，又被“踢”出来了。

　　朱义：不怕你毛病多，只要你把事情做了。他是谁都看不起，但是他三个月就把平台建好了，他也有一些粉丝，很快就把团队给建起来了。有些非常有才干的科学家毛病怪，心里面可能看不起比他弱的人，当时公司里有些科学家只要看到他就会选择绕着走。不过我跟他的交流都是以科研数据说话，也没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我希望组建并保有一个眼里有光、非常有才华的团队。有疑虑不怕，他们的疑虑也是来自他们对前沿的洞见。而项目的成功，是整个团队的成功。

　　朱义：其实一开始就受到质疑，当时我说要做双抗ADC，美国的科学家都觉得单抗ADC都有那么多问题，为什么要做个双抗ADC。我当时给出解答的逻辑，不是生物学的逻辑，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消除干扰信号的物理学逻辑，给生物学家讲的时候还是很吃力的。

　　2015年，我们要做四抗/多特异性抗体时，我们美国科学家觉得这就是个笑话。当时双抗在美国很火，但是逻辑问题也没解决。他们说要做这个东西至少需要数百名甚至上千名科学家。那我怎么可能？第一我没这么多钱，第二我到哪里去招这么多科学家。

　　朱义：其实也不是说服，我说你们可以拿一半的资源按你们的想法来做，剩下一半的资源按我的思路做。没那么多人，那就慢慢做吧，拿时间来换人力资源嘛。

　　非常幸运，他们的技术路径没走通，按照我的方式一做就通了，所以很快大家就调整了。只要做出来的数据是对的，他们是认可的。

　　朱义：当时我们知道Car-T（一种治疗肿瘤的新型精准靶向疗法）攻击血液肿瘤是很高效的，但在实体瘤里发挥效应到现在为止仍是个问题。我们要解决就是希望T细胞在攻击实体瘤时，也能像攻击血液肿瘤一样有效。做这件事情有难度，之所以Car-T在实体瘤里面效果不好，是因为有很多肿瘤免疫生物学的过程需要调控，一旦调控不好就没效果。

　　我不是一定要做四抗，其实是要用T细胞攻击实体瘤就必须触动多个靶点，精简下来也起码要四个靶点。既然当时认为这个是对的，那就必须要做。

　　你们看过钢铁侠吗？他没有穿上那件战衣的时候，就只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科学家而已，一旦穿上了战衣就变成了钢铁侠。我们的分子就是让T细胞从一个自然的人变成一个一个钢铁侠，上天入地追着肿瘤把它干掉。

　　朱义：2022年6月，剂量爬坡时，第一个好数据出现，之后数据不断累积。到了2022年9月，我们就很清楚了，BL-B01D1最终会有很好的结果。BL-B01D1进入临床后，每一个患者的数据，我都会第一时间看。那段时间我每天最享受的事情就是看数据，因为看到的都是好数据。

　　朱义：其实我原来在高校受的训练就是拿数据说话。我看数据的能力，不谦虚地讲，确实非常强。别人看半天看不出来名堂，我一看就能把问题给找出来。

　　举个例子，以前有个很知名的中国CRO企业给我们做过猴毒试验，然后把数据给到我们，我把那个数据来来看了十多分钟，发现这个数据可能有问题，这个有问题的数据导致我们第一个双抗项目被延迟了。

　　朱义：做猴毒试验我们还是用CRO公司，除此之外基本不用。后来我们找了另外一家公司，当时我提了一个要求，给我配的项目经理必须是科学家，他们就给配了一个博士来负责我们所有的数据。

　　朱义：生物学数据变异性比较大，当数据量不够的时候，不太能区分出它是变异性的，还是包含信息的。需要大量积累后再把数据合在一起做分析。

　　如果你是在内部做，大量数据都可以呈现在你面前。但如果你给CRO做，它会丢失许多底层数据，而且你不能及时地看到一些变化。

　　经济观察报：大多数企业选择CXO，可以节约人力成本、管理成本，加快研发速度。

　　朱义：做follow-up（跟随式）可以交给别人，但做新东西一定要把数据放在自己手上。什么时候可以拿去给CDMO做，当你所有事情都确定好了，但通量不够时，可以拿给人家做。

　　朱义：没有劣势。很多人认为用CRO快。你怎么才能快？照别人做就快。如果你进入一个无人区，需要靠自己去探索，怎么交给人家做？

　　朱义：有价值，如果中国大量公司做follow-up时就有价值。在原始创新上，CRO公司有时起反作用。

　　曾经有段时间到处宣传的叫做VIC的创新模式（是“VC+IP+CRO”的简称，即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和合同制研发服务机构（ContractResearchOr－ganization）三者结合开发新药的一种模式），提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药”，出发点是好的，对fastfollowon（快速跟随）来讲也是对的。但真正的创新药其实就是很难的。

　　朱义：我们现在看到18A和科创板有很多泡沫，这个10%的责任在Biotech公司，90%的责任在风投。中国的风投大多是短钱不是长钱，因为这个原因，风投需要快且风险小，因此大概率是一到这里就问，你可以对标吗？因为能对标就可以快且风险小，只要不能对标，他就看不懂，风险就大且可能漫漫无期，他就不投。但是能对标的话，标准都已经在那里了，你算什么创新？

　　朱义：对，德福资本，他们是另类，是和奥博资本一起进来的。国内资本做到这点也不容易。

　　朱义：如果我一开始有他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的生态的话，马斯克做的事我也做得出。

　　朱义：虽然没人说我独裁，但毫无疑问，我是真的很强势。经常会觉得他们努力不够，他们会跟我说，是他们脑子没转那么快。我不太同意，脑子转得慢一点，多转几下不是也可以吗？

　　朱义：欧洲大部分企业也是家族企业。那个时代没有风投，企业刚起来时，需要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分一分挣钱，多少人对你有信任，愿意跟着你干？就是亲戚朋友。

　　1999年，我们刚开始卖新博林时，弟弟朱熹被派到济南，妹妹朱英派去苏州。我去看我弟弟的时候，他就租了一个房子，里面就是一个双层铁架子，上厕所要到外面路边，冬天冷风刮起来，裤子都脱不下去，就这样。然后我带着他去商场买了件棉衣。我弟弟后来一直做到了分管营销的董事副总。

　　朱义：我现在已经让儿子朱海进董事会了。他现在在美国公司，如果要回来把中国公司一起运营起来，一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经济观察报：过去几年，行业中如“PD-1四小龙”这样的公司陆续崭露头角，百利天恒还没出成绩，你焦虑过吗？

　　朱义：这些情况对我们几乎没什么影响。我们做的是对的事情，挣钱是早晚的事，名声是早晚的事。我比较困惑的是钱够不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能做出非常好的产品。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和BMS的合作发生在中国生物医药行业比较低落的阶段。你认为中国创新药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朱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资本市场的问题。去年6月后，科创板第五套标准收得很紧，亏损企业上市变得困难，一级市场资本缺少退出路径，风投就会不投或少投。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只是从原来的完全绝望变成给了一丝希望。

　　同时，中国产业资本还比较薄弱。为什么我们卖给BMS，而不卖给恒瑞？因为即便是恒瑞，它也买不起。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没有对创新药的合理支付。中国有句古话叫“一桃杀三士”，现在中国创新药市场的局面就是这样。我们国家只有一个医保叫基本医保，基本医保就是保基本的，难以给创新药对的估值，Biotech的资本价值就体现不出来。

　　还有，新药进院难，有些想用药的人在医院开不出药，医院不给新药进院，新药只能摆在院外药房里。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医院可能认为让新药进来对医院只有风险和坏处，增加了管理成本，因为药不能赚钱，所以没有动力。能不能让医院在创新药上加成15%，给它们一个激励机制？

　　朱义：他们是海归的，所以在我们上市以前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我，那时候特别欣赏我的，我觉得没有。当我们有多特异性抗体在上临床的时候，有几个大咖说我们为了创新而创新，这也是难免的。

　　朱义：如果人人都看得懂那还叫创新吗？没有人看懂的东西它还有点可能是创新的，但也有可能是胡搞。但是人人都看懂的这种，一定不是（创新）。

　　如果要说，我还真正有点尊敬恒瑞的孙飘扬，恒瑞在做真正的创新的同时，还把Fastfollow在中国企业中做到了极致。